信托法律纠纷法院裁判规则

导语：2015年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房地产及矿产等曾经信托热门投资行业均陷入低谷。从2014年下半年以来，频 频有信托产品因不能如约兑付，导致法律纠纷出现。我国信托法律严重落后于金融实践，导致法院在裁判时裁判依据不足。 现总结各地法院信托案件裁判如下，以飨读者。

案件来源

陕西高级人民法院（2014）陕民二初字第00007号成都银行西安分行诉中体产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信托受益权作为兼具物权和债权性质的财产性权利，在信托关系终止后、信托财产处理终结前，信托受益人仍可作为信托受益权的权利所有人，依法对信托受益权进行转让。受让人亦可基于信托合同的约定，请求受托人继续履行信托合同项下的合同义务。

案情

2011年11月28日，原告成都银行西安分行与厦门国际信托公司签订《重庆沙坪坝区体育中心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单一资金投资信托合同》，双方约定：作为资金信托合同的委托人和受益人，成都银行西安分行委托厦门国际信托公司向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提供信托期限2年的信托资金人民币6亿元。同年12月29日，厦门国际信托公司依约向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发放信托贷款人民币6亿元。2012年2月27日，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成都银行西安分行、被告中体产业公司签订《三方合作协议》。协议约定：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若到期无法偿还或无法足额偿还上述信托贷款，中体产业公司无条件买入上述信托合同项下信托贷款全部或未足额偿还部分相对应的信托受益权，信托受益权转由中体产业公司享有。2013年12月29日，还款期限到期，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尚欠借款本金1.44亿元及利息未归还。

 

成都银行西安分行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中体产业公司履行《三方合作协议》，以1.44亿元的对价买入其名下的信托受益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

 

2011年11月28日，原告成都银行西安分行与厦门国际信托公司签订《重庆沙坪坝区体育中心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单一资金投资信托合同》，双方约定：作为资金信托合同的委托人和受益人，成都银行西安分行委托厦门国际信托公司向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提供信托期限2年的信托资金人民币6亿元。同年12月29日，厦门国际信托公司依约向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发放信托贷款人民币6亿元。2012年2月27日，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成都银行西安分行、被告中体产业公司签订《三方合作协议》。协议约定：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若到期无法偿还或无法足额偿还上述信托贷款，中体产业公司无条件买入上述信托合同项下信托贷款全部或未足额偿还部分相对应的信托受益权，信托受益权转由中体产业公司享有。2013年12月29日，还款期限到期，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尚欠借款本金1.44亿元及利息未归还。

 

成都银行西安分行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中体产业公司履行《三方合作协议》，以1.44亿元的对价买入其名下的信托受益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成都银行西安分行与中体产业公司、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签订的《三方合作协议》以《资金信托合同》为基础，确定成都银行西安分行、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和中体产业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资金信托合同》约定了作为信托资金的委托方和受益方，成都银行西安分行获得该合同项下的全部信托受益权并有权转让；在《三方合作协议》中，《资金信托合同》中信托受益权的价值经三方共同确定为6亿元。中体产业公司承诺若到期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无法偿还或无法足额偿还上述信托贷款即无条件回购相对应的信托受益权。至本案原告提起诉讼时止，借款人重庆沙坪坝体育投资公司尚欠借款本金1.44亿元及利息未归还，《三方合作协议》约定的中体产业公司无条件买入上述信托合同项下信托受益权的条件已经成就，中体产业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回购义务。遂判决：中体产业公司以1.44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向成都银行西安分行购入前述《资金信托合同》项下的剩余信托受益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

宣判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案件来源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沪高民五（商）终字第11号，《安信信托诉昆山纯高信托经营纠纷案》。

裁判要旨

安信公司以纯高公司与其存在信托贷款合同纠纷作为起诉事由，并主张信托贷款合同为独立的合同；而纯高公司以本案系营业信托纠纷提出抗辩，并提出信托合同项下不应存在信托贷款合同，且信托贷款合同因违反金融机构实行特许经营规定而无效。法院在分析信托合同成立在先后，比较了信托合同与信托贷款合同之内容，特别是还款结构，两者除了财务顾问费约定外，几乎相同，并进而认定信托贷款合同依附于信托合同而产生。进而认定，本案纠纷性质为营业信托纠纷而非信托贷款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情

昆山纯高案源起双方于2009年9月签署的《昆山•联邦国际资产收益财产权信托合同》（下称《财产信托合同》），根据合同，由昆山纯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昆山纯高”）作为该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将其合法拥有的“昆山•联邦国际”项目的基础资产收益权作价62700万元交由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安信信托”）设立财产权信托，其中优先信托受益权规模不低于人民币21500万元，由社会公众投资人投资取得，一般信托受益权则由委托人昆山纯高持有。由于房地产交易中心不接受《财产信托合同》作为主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故双方于同日另行签署了一份《信托贷款合同》，并以此作为主合同并签署《抵押协议》而办妥抵押登记。

 

2012年9月贷款期届满，昆山纯高未能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安信信托在多次交涉无果后，最终将昆山纯高告上法庭，起诉的理由为信托贷款合同纠纷，要求昆山纯高公司返还贷款本金1.284亿元以及高达5385万余元的违约金（含利息、违约金、罚息和复利）。而被告辩称《财产权信托合同》才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的纠纷应为资产收益权信托纠纷；而《信托贷款合同》掩盖非法目的，为无效合同，故基于该合同项下的抵押协议应为无效协议，担保人的担保也应属无效，其附属协议《资金监管协议》约定的各项利息、违约金、罚息和复利的约定也无效，根据《财产权信托合同》的约定，罚息仅有1000余万元。

案件来源

浙江省余姚市法院（2014）甬余执异字第23号民事裁定。

裁判要旨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信托投资公司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和使用有关事项的通知》：信托公司对受托的信托财产，应当在商业银行设置专用存款账户。信托财产专户的存款人名称应为受托人（即信托公司）全称。本案中法院冻结的账户名称为赛日新材料，而非信托公司。

案情

2013年，华融信托与浙江赛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赛日新”）签订信托贷款合同，华融信托以设立的“华融赛日新材信托贷款集合资金计划”募集的信托资金向赛日新放贷，贷款金额拟定为3亿元。此后，双方又签订信托贷款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华融信托向赛日新发放信托贷款人民币1亿元，专项用于补充后者的经营流动资金。

 

据了解，当时华融信托与浦发银行宁波余姚支行、赛日新签订《用款账户监管协议》，约定赛日新在浦发银行宁波余姚支行开立账号为94xxx17的专门账户为监管账户。赛日新使用信托资金时，应向华融信托提交资金使用申请书，经审核同意后，由浦发银行宁波余姚支行完成划款。

 

后由于赛日新在浦发银行贷款到期，浦发银行向法院申请冻结浙江赛日新94xxx17账户中1680万元资金，当地法院于2014年7月1日作出执行裁定书，并扣划94xxx17账户中的银行存款1665万元。

 

对于上述裁定，华融信托提出异议，认为信托资金虽已进入监管账户，但赛日新尚未按照信托贷款合同申请使用资金，该监管账户内的资金从性质上说仍是信托财产，法院划扣监管账户内的信托资金不合规定。“浦发银行宁波余姚支行公司委托的监管银行，滥用监管银行的地位和信息优势，违反三方协议约定，监守自盗，将委托监管的信托资金用于归还企业贷款，缺乏法律依据。”华融信托称。

 

因此，华融信托要求法院撤销这一执行裁定书，并将已经扣划至法院的1665万元返还至上述监管账户。

法院审查后的结论是，94xxx17的账号存款人确为赛日新，而非华融信托。法院通过查询资金流向后发现，华融信托曾将1亿元资金分两次打入赛日新账户，赛日新再将这1亿元资金陆续汇入宁波维远，而后宁波维远又将1亿元打入94xxx17账户中。

法院据此认定，最终赛日新账户中的款项仍然系华融信托的信托资金于法无据。

案件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184号民事判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浙江好当家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哲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与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的一般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裁判要旨

“保证监督支付专款专用”并非担保法所规定的担保形式，而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而形成的一种合同义务，违反该义务产生的赔偿责任也是基于合同法产生的违约责任，与保证人根据保证合同约定，在被保证人不履行债务时产生的一般保证责任和连带保证责任，是完全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的担保方式只有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五种，《担保法解释》也没有扩张解释担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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